2025年4月29日至7月27日，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文化和旅游部纪检监察组指导，文化和旅游部机关党委、中国国家博物馆（以下简称国博）共同主办的“清风万里——中国古代廉洁文化”（以下简称“清风万里”）展览在国博举行。这次展览精选国博300余件珍贵文物，同时特别呈现故宫博物院等五家博物馆十余件代表性文物，分为“历史镜鉴”“廉洁风范”“崇廉风尚”三个单元，从思想溯源、典范传扬、文化浸润三个维度，呈现中华民族“廉为政本，持廉守正”的价值理念。

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价值，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，不仅成为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开展廉政教育的重要场所，更成为广大观众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涵养清风正气的热门打卡地。在80天的展期内，展览共接待观众41.8万人次，日均5000余人次。除镜鉴、嘉量、铜权、规矩以及与“廉”谐音的莲花等典型象征物之外，展览中众多历史人物的廉洁故事，更是令人回味、发人深思。

“清风万里——中国古代廉洁文化”展览序厅。

“廉者，政之本也”：源远流长的制度安排

“廉”原本并不是形容词，而是指“侧边”“堂之边”。由于厅堂的侧边棱角分明，“廉”就引申出锋利的意思，进而用来形容清白、高洁、不贪等品格。自先秦时期起，“廉”就被赋予伦理道德、政治美德两个层面的内涵，其中又以后者更为凸显——“廉”是评价官吏品行的重要标尺，也是政权得以稳固持久的基石。

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典籍《晏子春秋》提出，“廉者，政之本也”，强调了“廉”在统治中的基础地位。廉为政本的观念在先秦制度中有充分体现。《周礼》记载，考察官吏要看“六廉”，分别是廉善（能把事情做好）、廉能（能行政令）、廉敬（敬业勤勉）、廉正（品行方正）、廉法（守法执法）、廉辨（明辨是非）。六种能力各不相同，却都冠以“廉”字，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，为官者固然应该具备多种能力，但首要的是廉洁。

西周初期，武王去世后，成王年幼，由周公旦和召公奭辅政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基石。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中的正始石经《尚书·无逸》篇、《尚书·君奭》篇残石拓片，反映出廉为政本的思想在周公摄政时已经萌芽。《无逸》和《君奭》两篇历史文献分别是周公对成王和召公的劝诫，其中体现着吸取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、体恤民情、勤俭从政、齐心协力治理国家的思想。《无逸》篇名本身就是不贪图安乐的意思。

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，到西周晚期的毛公鼎，一些青铜重器上的长篇记事铭文涉及统治者与新任命官员的谈话，从中可见廉为政本的思想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之中。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中的一件重点展品——四十三年逨（lái）鼎，则更为典型。这件青铜鼎铸造于西周晚期，距今约2800年，2003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，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。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共有十件，大小依次排列，其中较大的八件均铸有同一篇310余字铭文，较小的两件分别铸有这篇铭文的前后两部分。

作器者“逨”是西周贵族单氏家族的一员。周宣王四十三年（公元前785年），逨由于治理山林川泽有功，被提拔为“官司历人”，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官。任命之际，周宣王回顾了逨的先人辅佐周王室的功绩，并叮嘱逨：“你要谨慎办事、依法施政、明辨是非，不要贪图安逸、中饱私囊，否则就是放纵目无法纪的行为、欺侮无依无靠的人。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那就是我一人的过错，说明我没有尽到职守。”这篇铭文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监察官“任前谈话”，周王的训诫与《周礼》中“六廉”的要求高度吻合，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，又展现出类似“履行主体责任”的强烈意识。

西周时期的四十三年逨鼎（内壁铭文）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。

“见理明而不妄取”：自觉自律的廉洁风范

明代薛瑄在《从政录》中提出，为官者的廉洁分为三种境界：最上等是“见理明而不妄取”，这是因为深明事理而自觉自律；次一等是“尚名节而不苟取”，这是因为洁身自好而自我约束；再次一等是“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”，这是因为怕受制裁而被迫廉洁。要想达到“不妄取”的境界，必须慎独、慎初、慎微、慎欲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。

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中的一件元代磁州窑瓷枕，收藏于邯郸市博物馆，枕面上画有“时苗留犊”的故事场景。时苗生活在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时期，曾任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县令。他是坐着一辆牛车前往寿春赴任的，到任一年多，拉车的母牛生下了一头牛犊。时苗离任的时候说：“我来的时候并没有这头牛犊，它在这里生长，就应该留在这里，归乡亲们所有。”官吏们劝他：“牲畜是不认识父亲的，应当跟随母亲。”时苗虽也于心不忍，仍然执意留下了牛犊。后人鱼豢将时苗留犊的事迹写进了《魏略·清介传》，“清介”即清白、耿直。从此，时苗逐渐名闻天下。《蒙求》《龙文鞭影》《幼学琼林》等童蒙读物都将“时苗留犊”纳入其中，使很多读书人从小就知道了象征为官清廉、高风亮节的“留犊”典故。在故事的发生地寿春，人们世代以“留犊池”“时公祠”纪念时苗，到过此地的士人留下了“清白居官志不贪，故教留犊在淮南”“廉名不持当时重，遗爱能令去后思”等赞颂之语。

小事小节是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，展览中以邮票和文摘展示的清代官员张伯行的事迹，同样令人深有感触。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，张伯行出任江苏按察使。根据当时的惯例，到任后拜见总督、巡抚，必须送上“约四千金”的贵重礼物。张伯行说：“我为官，誓不取民一钱，安能办此？”他不怕得罪上级，仅以随身携带的家乡土产相赠。后来，张伯行历任福建巡抚、江苏巡抚、礼部尚书。刚到福建巡抚任上时，他见衙署中随处可见锦绣帷幔、金银器皿，布置得十分豪华，便询问缘由，下属回答是按惯例由商户们置办的。张伯行严肃地说：“商户也是老百姓，不能给他们增加负担，况且我平生俭朴，用不着这些，快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”

担任江苏巡抚期间，张伯行为谢绝各方馈赠，特地写了一篇檄文，其中这段话一直被后人传颂：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，廉耻实伤；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？”张伯行既严于律己，又将廉洁要求贯穿于从政实践，在风清气正的道德底色上，书写了浓墨重彩的政绩篇章。

清代画家禹之鼎所绘《西陂授砚图》（局部）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。

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：勤政爱民的公廉情怀

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。《尚书》中的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《管子》中的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”，《孟子》中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《荀子》中的“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”，都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达，启示为政者若想让国家长治久安，就必须重视人民的作用。

《曹全碑》是东汉王敞等人为纪念官员曹全而刻立的，碑文记述了曹全的家世和事迹，书风秀逸，被公认为汉隶的典范之作。此碑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，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中展示了国博收藏的拓片，作为汉代察举制“举孝廉”的代表性物证。孝廉是察举制的重要科目，通过举荐孝悌、清廉的人才做官，发挥“广教化，美风俗”的作用。曹全的高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都是举孝廉出身的官员，他本人也先后两次被举孝廉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战乱频繁，民不聊生，曹全在此时临危受命，出任郃阳（今陕西合阳）县令。碑文记载，他体恤百姓疾苦，对老年人、鳏寡孤独者都格外照顾，还自己出钱买粮食来赈济体弱多病和有残疾的人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即使时局动荡，百姓仍然过着安定的生活，“风雨时节，岁获丰年，农夫织妇，百工戴恩”，甚至很多背井离乡的人都回来了。曹全理政做到了“费不出民，役不干时”，即所有费用都来自官方，不向百姓索取，安排劳役也避开农忙时节，以免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。

展览中还展出了清代郑燮的画作《竹石》。郑燮就是人们熟知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——郑板桥，他以画竹而著称，还提出了“胸中之竹”并不是“眼中之竹”，“手中之竹”又不是“胸中之竹”的艺术哲理。相比他的画家盛名，可能不甚为人所知的是，他也曾是一名兢兢业业的县官，先后在河南范县、山东潍县担任知县。郑板桥有两次画竹经历与为官生涯密切相关，并留下了众口传诵的诗篇。一次是在潍县官署为山东巡抚画竹，他在画上题写道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过这首诗，称之为“千古流传的爱民心声”。郑板桥在潍县任官期间，当地数次遭遇天灾，他千方百计赈济灾民，却得罪了上级官员和富商大贾，被迫离职还乡。面对依依不舍的百姓，他再次画竹以表离别之情，并题诗云：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（tuó）萧萧两袖寒。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为官十余载，郑板桥仅携萧萧囊橐、两袖清风而去，留给百姓的背影正如他爱画、擅画的竹子那样挺拔、高洁。

“述遵前人，不敢失坠其志”：世代相传的清廉家风

注重家庭、家教、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历史上，很多清官廉吏的高尚品行，都离不开良好家教家风的培育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家族意识的增强，以《颜氏家训》为代表的系统完整的家训产生，从此家训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《颜氏家训》的作者颜之推，是唐代学者、书法家颜真卿的祖先。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中以《颜氏家庙碑》拓片展现了颜氏家族的优良家风。《颜氏家庙碑》诞生于唐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，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树立的，时年72岁的颜真卿亲自撰写并书写碑文。书法雄浑壮美，具有庙堂气象；内容远溯孔门贤哲颜回，近追饱学之士颜之推、颜师古，记述了颜氏家族的历史以及世代的学问、仕途经历。评价自己的父亲时，颜真卿写道：“君能述遵前人，不敢失坠其志……真卿幸承遗训，叨受国恩，既荷无疆之休，敢扬不朽之烈。”表达了继承、弘扬前人遗志与功业的决心。

颜真卿确实做到了不坠家声。他得中进士，且为官清正，敢于弹劾，很多人都对他的刚直感到敬畏。兴元元年（784年）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动叛乱，颜真卿奉朝廷之命去劝降。面对李希烈软硬兼施的诱导，他大义凛然地说：“安禄山造反的时候，我的堂兄颜杲卿率先起兵抵抗，后来虽然被捕，仍然痛骂安禄山。我已经年近八十，官居太师之位，我也会坚守气节，怎么能屈服于你们的胁迫呢！”在李希烈的百般折磨下，颜真卿宁死不屈，最终惨遭杀害。他的品行正像他的书法那样庄严正派，也展现出颜氏家族优良家风的传承。

展览中与清代学者、官员宋荦有关的两卷画作，同样是清廉家风的写照。《国门送别图》表现了身为吏部尚书的宋荦致仕还乡时，与同僚拱手作别的情景。宋荦祖上几代为官均以清廉而闻名，比如其父宋权，虽官至翰林国史院大学士，却家无余财，去世后宋荦不得不变卖田产安葬父亲。祖母和母亲常常叮嘱宋荦珍惜家族的荣耀，以祖父与父亲的德行自勉。宋荦曾说：“臣祖霑为山东福山令，颇有遗爱。至臣父权，官愈大心愈小，家训最严。臣每荷皇上一番宠眷即加一番凛惕，不但以负朝廷为惧，兼以负祖、父为惧也。”宋荦非但不以皇帝器重为傲，反而更加谨慎，因为他深知不能辜负“国”与“家”的双重期望。

清初，江南繁华富庶却反清思想炽盛，是朝廷极为关注的地区。宋荦受康熙皇帝重托，出任江苏巡抚长达13年。他以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廉而不刿的怀柔政策，对引导江南士人思想和社会风气、加强朝廷对江南的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康熙皇帝曾问满汉大学士：“各省巡抚贤否？”大学士伊桑阿启奏：“江宁巡抚宋荦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。”康熙皇帝说：“宋荦清廉，朕久已知道。”后人在苏州沧浪亭刻石颂扬宋荦事迹的时候，称之“惠爱黎元，宏奖髦士。心迹双清，沧浪之水”。

宋荦晚年号西陂老人。在清代禹之鼎所绘《西陂授砚图》上，他手持一方砚，授予孙儿宋韦金。当初，宋韦金即将出生时，他的父亲（宋荦四子宋著）去世了，12岁时，母亲也离开了人世。宋荦将这个失去双亲的孙儿带在身边悉心抚养，韦金不负祖望，成长为一名性格沉稳、勤奋好学的青年。一天，宋荦郑重地将儿子遗留的砚台授予已成年的韦金，韦金激动不已，专门请祖父的好友禹之鼎画了《西陂授砚图》，邀众多名士题咏，自己也写下长诗《自题授研（砚）图》，并将书斋命名为“授研斋”。这方家传的砚台，饱含着砥砺学问、赓续家风的殷殷期许。

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，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。在“清风万里”展览中，众多富有永恒魅力、具有当代价值的文物告诉我们，中国古代士人将廉洁作为立身之基、为政之本。了解中国古代廉洁文化，可以给我们以深刻启迪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、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，将为实现弊绝风清、海晏河清奠定思想基础，积蓄磅礴力量。

（来源：《旗帜》2025年第8期；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副主任、副研究馆员）

( 编辑：刘琼   送签：钟鸣   签发：林燕 )